挥鸿   

  《呐喊》是鲁迅早期小说创作的一个结集、《呐喊》中共收小说 14篇，作于 1918--1922年间，本世纪最初25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是一个充满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代的一切命题都归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以及最终结束封建势力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因此。反帝反封建就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也是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
   《呐喊》中所展示的是一幅从辛亥革命前到对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灰色图景：这是一个风雨如磐的中国，是一个从愚昧和落后的重压下挣扎向前的中国，也是一个需要经过“涅磐”然后才能新生与腾飞的中国。在这14篇小说中，没有叱诧风云的英雄人物，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冲突，它们既没有展现瑰丽壮阔的时代风貌，也没有用豪言壮语明白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可是，在种种习见惯闻的凡人小事背后（从“狂人”的“狂言”到“阿Q” 的“示众”），人们同样能够感受到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时代问题，在一个个看似无意插入的细节中（孔乙己的长衫、假洋鬼子的“银桃子”、赵七爷的“辫子”）同样能捕捉到社会大变动的信息。但这并不是说，在《呐喊》中没有“重大”题材。题材是否“重大”，不在于题材是否属重大的社会事件，而是取决于为时代的中心问题所规定的现实矛盾，是否能通过型的生活图景和典型的社会性格得到深刻的揭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呐喊》所集中描写的三类题材--封建势力及其卫道者的罪恶、愚弱的"国民性"的深重负担、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反抗和悲剧命运--都是时代的重大题材。因为它们以独特的方式，从社会结构的三个重要层面--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曲折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某些本质方面，而这些本质的审美力度和魅力又都集中体现在对各类人物性格的艺术再现中。
   封建势力是旧中国走向新生的最主要的敌入。以全民族的解放和“精神界的战士”的涌现作为最高审美理想的鲁迅，从一开始就把阻碍自己这一理想实现的封建势力作为揭露和鞭挞的重点对象。《呐喊》中，封建势力是一个整合性和渗透性极其强大的统治力量。它不仅个性化为《狂人日记》中的封建家长典型的“大哥”、《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等等，而且是作为一种统治意识和传统势力，渗透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心理定势、习俗惯例、伦理道德观念、是非标准和价值尺度等等深层精神之中，成为一股无名无姓，无影无踪，而又随时可见，到处以其无形之网笼罩在全民族之上的超自然力量，这是导致辛亥革命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鲁迅以其亲身的经历与感受--辛亥革命前的兴奋，辛亥革命中的惶惑，辛亥革命后的失望、愤慨，以其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状的明察秋毫和对中国民族瘤疾的深切理解，牢牢地抓住了这根套在中国脖子上、使其沉沦于苦难深渊之中的封建绳索和由它编织成的笼罩在中华民族之上的那张封建巨网，并以强大的审美力量，将它们无情地撕破、毁坏。在这方面，作为中国新文学诞生的第一声呐喊的《狂人日记》是最深刻最有力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狂人日记》是鲁迅也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发表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上，第一次用了"鲁迅"这个署名，后收入小说集《呐喊》。这篇直接受了果戈理同名小说启发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比果戈理更为深广的忧愤，批判锋芒直接指向封建的家族制度和旧礼教，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
    “狂人”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他活动和思考的全部生活环境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的、以封建宗法制度和旧礼教为其基础的现实环境；"狂人"对周围环境的反应和分析，他的全部逻辑，所有猜疑和妄想，都是一个典型“迫害狂”患者的真实状态。鲁迅正是借了这个疯子形象，喊出了具有强烈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心声：“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彻底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小说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巨大强烈反响。
《狂人日记》是从整体上向中国封建势力宣战的徽文。“古久先生”是一个象征性的想象形象，他是“从来如此”的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但却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代理人--由于“狂人”在二十多年前，把他的“陈年流水薄子，端了一脚”，而为他“代抱不平”，并因此参与了对狂人的迫害。“狂人”的大哥也许和古久先生、赵贵翁都不相识，可在“狂人”眼中，他却是“合伙吃我的人中间的一个”。小说展现的是这样一幅中国社会的典型画面：“狂人”处在“古久先生”（有二千多年封建统治经历的历史代表）、赵贵翁（封建势力的现实代表）和大哥（封建势力对“狂人”的直接加害者）的联合组成的巨网的重压、包围之中。这幅封建势力杀人、吃人、扼杀人性的画面，赫然醒目地形象化地演化为一场“人肉的筵宴”。